吐鲁番的遗迹中，高昌故城和交河古城最著名，由于高昌古城距离较远，去的人很少，我们到的时候，没有别的游客。这里是昔日高昌国的王城，200多万平方米的大片黄土城池在烈日下毫无遮拦，坐在维吾尔族老汉赶的驴车上，在40多摄氏度的温度里漫游，并不是愉快的体验。赶车的老汉就是附近村落的人，他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哼着歌，一边指着路边各种建筑物让我们猜测用途。
古城里的各种建筑物已经是断壁残垣，只能由历史学家考证其当年的用途和形制，古城边缘，是大片的戈壁，远远望去，一些上面有很多孔洞的土坯房子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些高高低低的房子显然不是供人居住，毫无住宅的特征，可是连接成片，并且在山坡上错落有致，猜了许久也不知道用途。老汉用不标准的汉语得意地告诉我们：这是吐鲁番的葡萄晾房，从古时候传下来，就是这种模样了。
这真是最简单地利用地理环境的建筑了：土坯墙取材于当地泥土，房中空无一物，只悬挂了若干绳索，两边开着很多孔洞，供空气流通。在炎热而蒸发量很大的吐鲁番，葡萄只要悬挂在晾房中，不需要任何辅助措施，就变成了葡萄干。
吐鲁番本地目前有18个出名的葡萄品种，包括无核白、索索、马奶子等等，其中无核白特别甜，晾晒后的甜度达到60%，可是，这种葡萄并不适合酿酒，因为其中单宁的含量并不高。不仅是无核白，多数吐鲁番的葡萄都不能酿酒，这就使吐鲁番历史上的葡萄酒文化更加隐晦了。距离高昌古城只有6公里的地方，就是高昌故国的阿斯塔那古墓葬群落，这里比起高昌古城荒凉许多。大约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，这里就是高昌国的公共墓地，烈日下，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荒冢，贵族、武士和平民不加区隔地埋葬在这里，依据的不是等级区分，而是每个家族以砾石为界线。由于地势高敞，气候极其炎热干燥，墓中古尸及随葬物品历经千年都不腐烂，从而保存了大量文物。很多绘画、泥俑及其他成千上万件出土文物色彩鲜丽如新，保存十分完好。出土的唐代水饺，形状与今无异。
其中一幅东晋时期的壁画，长2.5米、高0.6米，被当代考古学家取名为“庄园主生活图”，从这张图里，可以发现葡萄酒在东晋时期的吐鲁番盆地就存在了。壁画上有葡萄种植、葡萄运输和压榨，再到发酵的全过程，虽然那些小人只是线描的简单动作，可是整个生产过程，已经和现代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区分不大。
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，处处可见葡萄的踪迹。许多死者身边都放着葡萄的果穗枝条，还有葡萄干。在382号墓葬群中，发现了一封任命浇灌葡萄园的官方文件——功曹条任官文书，经过考证，这应该是公元442年左右的文物。在高昌古城遗址中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类似酿酒作坊的区域，包括众多陶土酒罐，当年的高昌国，葡萄酒应该是常饮酒类。
在吐鲁番另一处更早期的洋海墓地，大约2500年前的一处墓葬中，发现了一条葡萄藤，1.1米长，每节11厘米，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葡萄种植的实物，考古学家以为，这条藤大约来自春秋时期。
在吐鲁番的古迹中，要发现葡萄的踪迹太容易了。就在著名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北窟，有一幅葡萄种植的壁画，所绘的是葡萄成熟时的场景，葡萄树枝叶茂盛，下面有累累的葡萄。这些千年壁画和广阔的葡萄园留存了下来，可是，葡萄酒的传统却没有流传下来，无论是酿造还是饮用，都变成了一片空白。
这是为什么？格瑞是从法国波尔多地区来到中国的酿酒师，现任吐鲁番楼兰酒业的首席酿酒师，已经前后在吐鲁番待了近10年。他给我们的分析是，历史上吐鲁番地区的葡萄酒可能是偏甜型酒，并不讲究单宁含量，而是讲究高酒精度，因为当地葡萄的糖度高，所以转化为酒精很容易，这种甜型的葡萄酒一定风靡当时，是区域特产，否则不会到唐朝还有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的诗句。可是，现代葡萄酒概念基本从西方传来，西方葡萄酒推崇的是干型为优质的体系，和这种甜型葡萄酒体系并不兼容，他怀疑这是当地葡萄酒不再大行于世的原因。
还有专家分析，随着西域国家的消亡，许多技术，包括酿酒技术也随之灭绝。接踵而来的是伊斯兰文明在新疆的传播，并不鼓励饮酒，所以当地葡萄酒酿造技术就此隐退。但是，葡萄的种植技术却还是留存下来，并且得到更深的发挥，这也是新疆葡萄优于全国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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