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秦国贱民?来源： 新疆日报
在伊犁，只要看到50岁上下、土生土长的老伊犁人，一打听，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或生或长在汉人街，而这些人的祖辈大都是从天津杨柳青拖家带口来到这个小城的。
很多人都知道，天津西青区杨柳青是千年古镇，以出产木版年画闻名，可知道杨柳青人“赶大营”的恐怕就不多了。其实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，“赶大营”的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杨柳青年画。
从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到1949年的70多年间，天津杨柳青约3000余户至少1．5万人移民新疆。他们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，并使尘封已久的“丝绸之路”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，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面貌，对新疆开发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今年10月底、11月初，记者追寻杨柳青人的足迹，走进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。
赶大营 为谋生
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西北爆发了农民大起义。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，伊犁也爆发了维回农民大起义，但领导权被封建上层分子所篡夺，在伊犁建立了割据政权苏丹汗国。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中亚浩罕国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）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，宣布成立所谓“哲德沙尔国”牗意即“七城之国”），边疆危机日益严重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沙俄悍然侵占我国伊犁，妄图进一步侵略我国新疆领土。 清政府为了收复新疆，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西征平叛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进疆的先头部队攻克肃州牗酒泉），当时有6万大军驻扎酒泉。由于长年战乱，城内物资十分匮乏，清军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奇缺。进疆之前，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是个很大的难题。 由于连年饥荒、兵祸不断，天津杨柳青人纷纷外出谋生。他们组成“货郎担”，三五成群地围着部队贩售胰子（肥皂）、毛巾、牙粉等日用小百货以及跌打损伤的药品。其中，杨柳青人安文忠等买卖公平，做事诚实，尤其博得清军好感。于是，左宗棠采纳刘锦棠的建议，派人到天津杨柳青招募“货郎担”随军贩售，并将其纳入清军后勤系统进行管理，发给“龙纹执照”以为凭证。安文忠也由此被奉为杨柳青“赶大营”的第一人。 当时，清军每驻扎休整时，就划出一块地方，让“货郎担”们就地摆摊，贩售商品。因为要不停追赶部队营盘，因此杨柳青人的随军贩售就被称为“赶大营”，参与“赶大营”的人后来被叫作“大营客”。 到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清军出嘉峪关之前，随清军大营做小买卖的杨柳青“大营客”已有四五百人之多，另有少数晋、陕、甘等地的商贩夹杂其间。 平定变乱后，左宗棠为巩固和发展新疆经济，鼓励进行商业经营。当时，迪化牗今乌鲁木齐）是通往南北疆的交通要道，城内经过战乱地多无主，入城者可以任意占用建房。安文忠在“买卖街”的“十字路”以东用草泥搭建了简易住房，改营“坐商”，结束了“赶大营”住官店的历史。追随安文忠进疆的杨柳青人，也纷纷效仿各建土房住人存货，并在路边摆摊设点。一般数人摊位相邻，互相照应，互通有无。同时轮流挑担到附近营房和乡村卖货，并共同集资，按股分红，生意日益红火起来。很快，赶大营的杨柳青商贩就遍布新疆各大中城镇，形成“三千货郎满天山”的局面。 当时，规模庞大、财势雄厚的“天津商帮”翘居“新疆八帮”之首，其他先后进入新疆的燕、晋、鄂、湘、豫、秦、陇各帮，均未形成足以与津帮相抗衡的财势和社会影响。 后来，在家乡的杨柳青人听说口外牗指嘉峪关外）容易讨生活，也挑着担子、携家带口蜂拥而至，这一风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转淡。这些后来者因已无“大营”可“赶”，因此又被称为“跑大营”或“上大营”。 “赶大营”发端于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进入全盛期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迅速转向衰落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虽陆续还有少量杨柳青人进疆谋生，但已成为最后的尾声了。 在历时百年、长达万里的这条热线上，驼铃不绝于途。“大营客”把天津货物源源不断送到新疆。仅“津帮八大家”运往新疆的货物，每年户均就在500驮以上，有的达到千驮牗每驮125至150公斤）；把新疆短缺的纱布、针织品、五金制品、满汉衣服、鞋帽、茶糖、海货、中成药等300多种货物运销新疆，在当地统称“京货”，为天津货品打开了一条持久、旺盛的销路，为天津萌发的新兴工业助了一臂之力。 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，其数量至今难以统计。《新疆图志》记载，新疆商业“津人植基最先，分支遍及南北疆”。近年新编的《新疆通志·商业志》记载称，“津帮八大家”牗全部为杨柳青人）生意红火，资金大都超万元，经营遍及天山南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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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远城 小天津
1882年，清政府派金顺将军接收伊犁，重建了惠远城和将军府，驻有八旗兵5000人，附近的绥定城则驻有总兵、粮道和绿营兵等。当时，惠远作为北疆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人口稠密，贸易发达，“赶大营”的杨柳青商贩紧随接收伊犁的清军，争相进入惠远、绥定、宁远等“伊犁九城”，占地经商。 “大营客”最初的落脚点大都在当时的伊犁将军所在地——惠远城。当时，惠远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商人开设的店铺稠密、百货云屯、市场繁华、兴盛一时，有“塞外小天津”之称。据宣统三年（1911）天津总商会统计，当时惠远城内共有商户480多家，其中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占90％以上。他们为伊犁商业奠定了基础，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。 据老天津杨柳青人说，六七十年前，走进惠远城，街旁都是四梁八柱的四合院，有官职的人家门前是一对狮子，有钱的人家门前是两个石礅，让置身其中的人不知道是在新疆还是在内地。 伊宁市工商局原副局长杨俊甲就是天津杨柳青人。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5月27日，他的父亲杨恩奎出生于天津杨柳青镇碾砣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杨恩奎兄弟六人，从幼年开始，他就与父兄一起，靠打鱼勉强维持生计。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，家里的生活极为困难。1903年，二十出头的杨恩奎就追随清廷派往新疆戍边的军队，挑着货郎担，“赶大营”进入新疆。经过近一年的跋涉，杨恩奎来到宁远（今伊宁市），投奔先期来到这里的二哥杨恩翰谋生。杨恩奎先是给人当泥瓦工，后来进入一家叫“公庆和”的杨柳青人商号当学徒。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后，杨恩奎与家兄杨恩翰一起，在宁远“汉人街”大桥附近开起了“公兴和”杂货铺，经营各类京津杂货。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，杨恩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公益事业上。他集资创办了宁远私立汉族三民小学，解决了当地汉族子女上学难的问题；与人合资办起了三民电影院，经常上演抗日进步电影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，受到各兄弟民族群众的一致称赞；创办了水龙局，填补了当时宁远消防设施的空白。此外，杨恩奎还经常为当地的清真寺捐助煤油、煤炭、茶叶等，赢得了兄弟民族的拥护。20世纪30年代，杨恩奎被宁远各族工商界人士推举为商务会会长。 1964年，走完82年人生历程的杨恩奎在伊宁市安详辞世。 杨俊甲介绍，当时的惠远可谓盛极一时。据父辈们讲，每天都有骆驼队往来运输货物。“天津帮”用骆驼驮货，把北京、天津的货物，杭州的丝绸、茶叶等运到这里来。“文丰泰”京货店显赫一时、“会芳园”的津京大菜闻名全疆，“兴泰和”酱醋坊的瓶装酱笋子为当时一绝。可惜在三区革命时，老城毁于一把火，很多工艺秘方都失传了。 10月15日，杨俊甲带我来到惠远镇北街94号，找到了今年已77岁的于凤岐老人。于凤岐的头发雪白，但身板很硬朗。他身穿洁净的衬衣，衬衣上套着灰背心，脚上是黑帮白底布鞋。他和儿子住在一起，儿子、儿媳都很孝顺他，可以看出，他的晚年很幸福。 清朝末年，于凤岐的祖父于宝和带着妻儿从杨柳青“赶大营”到惠远谋生。上路前，于宝和变卖家产，买一辆老式轿车，拉着只有6岁的儿子和裹着小脚的母亲，自己挑着担子步行，全家日行约四五十里，在路上走了半年才到达惠远城。 于凤岐的父亲曾告诉他，离开老家前，全家人到玉皇庙烧香祭拜天帝，祈祷上天保佑平安，送行的家属和亲友在庙前为其饯行。一时间，鞭炮齐鸣，涕泪横流。 于宝和到惠远后，与人合伙在钟鼓楼附近开了家叫四路居的小饭馆，主要经营各种锅贴，有“于锅贴”之誉。于凤岐的父亲于金泉在惠远小学堂读书，长大当了学徒，后来在惠远经营宝泰成杂货铺，生意很红火。于金泉娶了一个杨柳青女子，生下了于凤岐兄弟姐妹4人，现在他们都定居在伊犁。 走在惠远街头，昔日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号已不复见，惟有城中心的钟鼓楼仍高高耸立，见证着杨柳青人在惠远所创造的辉煌历史。在惠远东街上，杨俊甲和于凤岐边走边指点着，给我介绍当年的繁华景象，他们说，杨柳青人“赶大营”的首创者安文忠创办的文丰泰京货店就在东街口。 在伊犁，由于由“文丰泰”一家包办“协饷”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，因此安文忠很快发展成为津帮首富，并一度被伊犁将军长庚委为伊犁官钱局总办和官茶局税事。据说，这些美差，都是其他各商帮从未享受过的。
忆祖辈 创业艰
10月18日，我和杨俊甲、张守义又来到霍城县城水定镇，这里曾是“伊犁九城”的绥定城。为躲避战乱，1945年后，不少原住在惠远城的天津杨柳青人都搬到这里来了。 刘伊玲今年80岁，她的祖父是天津“同仁堂”药店的创始人之一。清末民初，他和张守义的祖父张景春一起来到新疆，在迪化、惠远、绥定各地考察后，在惠远伊犁将军府东面开了“德心堂”药店。 他们请来原将军府的军医萧弼臣坐诊。 药店销售“安宫牛黄丸”、“牛黄上清丸”、“六味地黄丸”、“清瘟解毒丸”、“拔毒膏”、“避瘟散”等传统名药，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。当时，生意红火，就连迪化的人都赶到这里来抓药。伊犁中心转移到宁远后，他们又将“德心堂”搬到汉人街大桥上，萧弼臣继续在“德心堂”药店坐堂行医，为边城各族人民解除病痛。 张守义一家都是中医，他以前是新华医院的医生，现在已退休。今天，这些杨柳青人老乡见老乡，分外亲热。谈起这几十年的沧桑巨变，他们都唏嘘不已。 中午时分，在杨俊甲、张守义、刘伊玲老人的帮助下，我又找到了杨柳青人晏鸿宾家。这是一个宽敞的农家小院，5间平房，院里种着各种蔬菜和果树。 晏鸿宾今年虚岁90，老伴去年去世，大儿子70多岁，二儿子60多岁。他的耳朵已经半聋，我们用纸笔和在耳边大声喊话来交流。 晏鸿宾的祖父叫晏兰贵，父亲叫晏恩波，原来家住在天津杨柳青镇的马家胡同。在晏恩波7岁那年，祖父挑起了货郎担，带着儿子闯西口“赶大营”，走了一年光景，来到惠远。 杨柳青人曾有一句顺口溜：“十事九不成，就去赶大营”，说明“赶大营”纯粹是生活所迫，是“穷极一条路”。否则，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谁都不愿背井离乡。 “出了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，往前看戈壁滩，往后看鬼门关，出关容易进关难”。“大营客”们回首看不到乡关在何处，遥望前途是茫茫戈壁滩，他们怀着难以名状的酸楚，一步一回头，去搏吉凶难卜的未来。 踏着黄沙大漠，迎着酷暑严寒，“赶大营”的杨柳青人来到新疆。这里地广人稀，有时几十里上百里荒无人烟，遇有村落，通常不过十来户人家，甚至只有一两户。这里的少数民族民风淳厚，“赶大营”的人只需向主人双手抱拳作揖，主人就会明白客人的意思，于是热情招待。不一会儿，就会端上奶茶、烤羊肉、抓饭等。客人酒足饭饱后便早早安歇，次日付给银钱，主人都拒收分文。这些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群众为“赶大营”的杨柳青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，使他们的后代至今感念。 因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地，又聪颖好学，晏恩波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。19岁那年，晏恩波与一位杨柳青女子结了婚，这就是晏鸿宾的母亲。为了养家糊口，精明、果敢的晏恩波卖掉了全部家当，在惠远城开了一家当铺，他虽不识字但却会画画，用各种颜色画出典当的东西，从没出过错。到后来，他挣下了二十几个当铺、一个大四合院的家当，在当地的声望也越来越高。后来，他又把家搬到了汉人街。 晏恩波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的人，他在宁远第一个穿西服、第一个骑自行车，引来当时很多人的侧目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晏恩波在宁远创办了第一所中学——俗称三民学校、第一个电灯公司——宁远电灯实业有限公司、第一座电影院——三民电影院以及第一座采用现代机械技术磨面的面粉厂等。晏恩波是个有心人，创办的每一项实业完成或投入使用，都要拍一些照片作为纪念。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劫难，好多照片已经失去，现存关于三民学校、面粉厂、电灯公司的照片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。 三区革命后，晏恩波全家迁到乌鲁木齐市，去世前，他嘱咐儿子晏鸿宾一定要回惠远守祖业。后来，晏鸿宾一家搬到了霍城县，他在中药店给别人抓药为生。1957年，公私合营时，他成了县医院医生，1960年被下放到农村。现在，县医院每月给他400元生活费，儿子、儿媳都很能干，有的在县中学当教师，有的在粮食局当工人，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。 告别晏鸿宾时，他坚持要送我们出门，车开出很远了，还可以看到他站在巷口向我们挥手。这些老杨柳青人在世的越来越少，用他们的话说，见了这一面，下一次还不知在哪见呢！
汉人街 传奇多
汉人街可是个响当当的地方，其声名远扬至全疆、内地，甚至中亚诸国，成为伊宁市乃至伊犁区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城区。来伊犁观光旅游的国内外客商几乎都要来这里游历一番。11月10日，我和向导梁刚来到这里。 1937年后，战火不断，伊犁屯垦使公署从惠远迁至宁远（今伊宁市）后，惠远逐渐衰落，在惠远做生意的杨柳青人也先后迁到了宁远汉人街。 梁刚从小在汉人街长大，对汉人街了如指掌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给我介绍着汉人街上老店铺、老企业的旧貌。他说，伊宁市汉人街原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巷子，道路曲里拐弯，两侧店铺林立，行商坐贾吆喝往来，可谓盛极一时。所谓“汉人”，其实大部分是“赶大营”的天津杨柳青人。当时，聚集在这里的杨柳青人约有3000人左右，店铺达400余家。 随着城市改造的加快，这些杨柳青人的旧迹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，我想找几个典型的四合院，但是费了很大的功夫也没有找到。冯兆云今年67岁，是汉人街的老住户了，他说，以前这里全是汉式四合院，随着城市扩建改造和经济中心的转移，汉人街的杨柳青人后裔已陆续迁出，仍住在老宅的只剩一两家，因此“汉人街无汉人”已成了“伊宁三大怪”之一。伊宁市1965年开始大规模改造旧居，到1967年时，这里的四合院几乎拆完了。 如今，汉人街的主体部分已改造为新华东路，以前叫南叉子、北叉子，有名的三民电影院就在这里。 过去，汉人街曾是伊宁市最繁华的地方，如今，街上车水马龙、商贸兴旺，仍是伊宁市的繁华地区之一。沿着新华东路往前走，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穿行在熙熙攘攘的维吾尔人流中，可以看到杏仁、杏脯、葡萄干、枸杞、无花果等各类干果满满地堆放在一个个纸箱里，颜色各异，十分诱人；小吃摊上不时飘来烤羊肉串、烤包子、馕包肉的香味，让人流连忘返；一个挨一个的货摊上，陈列着手工制成的民族饰品、英吉沙刀具、羊毛挂毯、牛皮长靴，还有土耳其地毯、南疆喀什的土布、和田的丝绸等一些其他街市很少见到的商品。摊主们悠闲地聊着天，店铺里播放着维吾尔族音乐，沿街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 现在的新华东路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红旗社区居委会，以前是天津商会会馆，每月初一、十五这两天，天津商人都在会馆聚会。据说，新来伊犁的天津人找到会馆就算找到了家。在这里，有人给饭吃、找活干，有人凑钱帮助开铺子，就这样亲帮亲、邻帮邻，难关就渡过去了。 中午，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座四合院。这是一座有120多年历史的老屋，已住了4代人，虽然有些破败了，但还保持着四合院的布局。从花纹斑驳的木门和历尽沧桑的土墙上，依稀能推想出当年的气派。 屋主叫王志刚，今年51岁，是中俄混血儿，他的俄语名字叫巴力斯。王志刚的祖父王国恩从杨柳青“赶大营”来伊犁时，刚开始做皮匠，后来经营殡葬业，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在汉人街形成了一条“棺材巷子”。那时候，天津杨柳青人去世了，是“姚八爷的车拉，关麻子挖坑，王国恩埋人”。这些天津人都埋在天津人墓地——八省仪院。 王志刚的父亲在伊犁娶了个俄罗斯姑娘，生育了三个子女。1976年，母亲带着他姐姐移民澳大利亚，现在，每年都要回中国来看他们。 戴国志和王志刚有相似的经历，他的俄语名字是马拉少夫·辽尼特。戴国志的祖父叫戴玉同，二十几岁时挑着担子，带着儿子，从天津杨柳青走到伊犁。先开始做银匠，积累了资金后又在昭苏办起牧场，后来成为当时一个有名的大牧主，还办了奶粉厂。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，三区革命时，他被抓进监狱，得伤寒病去世，家产也被没收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戴国志全家搬到了汉人街，后来又搬到胜利路。为了养活戴国志兄妹，母亲到苏联领事馆做杂活，每天把领事馆招待客人剩下的面包、饭菜偷偷带回来，给他们兄妹吃。后来，母亲改嫁给领事馆的一个俄罗斯人，中苏关系恶化时，他俩双双返回俄罗斯，不久去世。 大桥板是当年“汉人街”的中心地带，原来有条宽达五六米的大渠，如今大渠已变成窄窄的小水沟，桥自然也就没了。梁刚介绍说，大桥板附近有三民电影院、文化舞台（戏院）、新华楼馆子等，因此形成一个很大的夜市，每晚聚集在这里卖干鲜果品、杨柳青风味小吃的商贩有五六十人之多。 由于杨柳青人聚居并基本沿袭着天津老家的生活习俗，因此居住在汉人街附近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受到影响，不少维吾尔族老人能讲比较流利的带有杨柳青口音的汉语，还有的喜欢上了京戏，成为票友。 中午，我们随便走进一家锅贴店吃饭。可巧，老板又是天津杨柳青人，他叫高书新，今年68岁，已在这里开店10年了。高书新的祖父“赶大营”来到惠远时，主要做绸缎生意，将天津的货运到这里，又将苏联的羊毛、畜产品运到内地。后来，他被推举为本地天津商会会长，居当时有名的“高、于、崔、张”四大家族之首。 三区革命后，高书新全家由惠远城搬到汉人街，父亲在天津人办的后滩学校教书。如今的红星街一巷就是原来的后滩学校校址。 高书新介绍说，杨柳青人虽在边城，但非常注意“买卖人”的形象，讲求衣着整洁，仪表大方。大店名店要求更严，如不得蓬头垢面、酒气熏人、袒胸露背、嬉笑失态等。 光绪年间，店员必须穿长衫，洁白内衣反折袖口，不论少长皆蓄长辫。进入民国，长者剪掉半截辫子，前额剃光，后面保留长发至领，称为“马盖头”；青少年店员则追求新潮，盛行“推平头”。同时津帮崇尚和气生财，待客十分礼貌，捆扎包装货物也讲究技巧，处处从顾客方便角度着想。钱款坚持唱收唱付，一手钱一手货，防止意外差错。 为了招徕顾客，津帮店铺还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。店堂除栏门柜、账桌、架眼（即货架）等陈设外，柜外头摆放茶几和座位，或设春凳，以备顾客暂时休息。 门脸点缀也很讲究。首先是字号名称，多带有义、利、和、泰、聚、兴等吉利字样。第二是旗幌，张挂门外吸引顾客目光，形状、色彩、质地多样，有强烈的广告色彩和行业特点。最后，讲究的店铺门外明柱上还要悬挂“抱柱联”，内容各适其业，使商业氛围中增添了文化气息。
儿时趣 最难忘
汉人街的繁华地段全长虽不过一两公里，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，它是一个永远值得留恋的地方。在汉人街长大的徐宁回忆起儿时的情景，觉得格外幸福。 徐宁在呼勒佳市场办公室工作，她小时候在汉人街十月联社的托儿所里长大。听姥姥讲，在姥姥6岁的时候，就跟着父母带着弟妹坐着一辆带篷的槽子车，日夜兼程地整整走了半年，才来到了伊犁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百业待兴，当时的基层委员会就相当于如今的居委会，一些家庭主妇其中包括一些小脚老太太，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，维护着汉人街的安定。当时，汉人街大街小巷处处杨柳依依、渠水清清，小巷民居院落里花红蝶舞，整洁卫生，邻里关系和睦，其乐融融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一到夏季，早熟的苹果就上市了，插满了麦草的柳条筐里码着整齐的、黄里泛红的“斯特勒维”，“夏梨木”的香气，随着维吾尔族小伙子的脚步飘过来，穿过小巷赶往人流如织的汉人街叫卖。 徐宁清楚地记得：群众电影院（当年叫三民电影院）东侧有个古味十足的德兴堂药店，在药店的偏门洞里有个转糖稀的小摊。只要把架上的十字架一拨，不论十字指向什么图案，老爷爷都会很快用红铜锅子熬好备用的糖稀，再用一个小铜勺轻轻舀几下，看看火候快到了，便拿起小铜勺，只轻轻绕几下，就会绕出一个惟妙惟肖的龙、凤、螃蟹来，精致之极，真叫一绝。让人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，不能忘怀。 记得最初做糖葫芦的人姓郝，大家都叫他郝爷，只要吃过他做的糖葫芦，那绝对忘不了。嘎嘣脆的糖衣里裹着各种水果，红色的是山楂，绿色的是葡萄，黄色的是海棠果，黑色的是酸梅，一串一串晶莹剔透，咬一口软软绵绵、酸酸甜甜的，别提有多带劲了。他挎着那把长方形的提盒，在汉人街大声吆喝“卖糖冻儿”，身边立刻会围上一群孩子。 夕阳西下，汉人街劳累一天的人们和放了学的孩子们最高兴的事还有两件——去秦剧团听戏和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。听戏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件比较奢侈的支出，因为一张甲票要6角钱，乙票也要5角钱，一家去几个人就要好几元，那时几元钱就是一家人几天的生活费。而5分、1角的电影票相对来说便宜多了，一般家庭都能承受得起。所以，每天吃过晚饭后，孩子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去位于汉人街中心地段的露天电影院占位子。说是给大人占位子，其实就是小孩子聚在一起疯玩。电影开映前，满场都是疯玩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，从一条长凳上跳到另一条长凳上，跳着比着，看谁跳得多，时不时就会传出跳空摔着了的哭声。直到开映，喧闹的场面才会逐渐安静下来。 夜幕降临，热闹了一天的汉人街大桥板子上又是另一种迷人景象。每家每户都在倒了清油的铜盘里放上一截用棉花搓成了线捻，一盏盏油灯在晚风中摇曳着，冒着长长黑烟的灯光点亮在各种小吃摊上，被切成牙儿卖的西瓜和甜瓜散发着香气。最让人心仪的就是维吾尔人的土制冰激凌了。只见人力车上，有个长方形的木制箱子，箱盖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，箱子中间掏了两个洞，各放着一个带盖的铁桶，边上还有一个铁制的手摇轮子，在轴承的作用下，齿轮旋转，发出好听的“哗哗”声，不一会儿，声音停了，维吾尔摊主就用一个木制的铲子伸进桶中挖出一块黄色的或粉色的、散发着奶香味的冰激凌抹在两个薄薄的圆饼中间夹起来，这就是夹饼冰激凌。 李老爷子香气四溢的卤鸡、卤肉，回族人家经营的香酥可口的糖酥馍、葱油饼和大麻花，唐麻子用木制风箱一下一下煽出的一碗碗酸甜适口、热气腾腾、飘着蛋花的醪糟，还有那“烫水热的馅花糕呀”等吆喝声，这些早已失传并且永远都属于汉人街独有的家传绝技，尽管它们离人们的记忆是那样的久远，但它们所散发出的香气，至今让人满口余香。
杨柳青 伊犁情
“赶大营”历经了兴起、发展、鼎盛和衰落的完整历史阶段，在祖国的大西北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经济和人文风景线。 天津杨柳青人“赶大营”是伊犁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是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，约3000余户至少1．5万杨柳青人为开发建设新疆、伊犁起了积极作用，对伊犁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，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乃至天津市的经济繁荣。 最初追赶部队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，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，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，攻克南北疆16座大城，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。他们出生入死，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，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功勋。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，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。此后杨柳青人进行的一系列商贸和垦殖活动，为巩固和发展边疆作出了贡献，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。汉、维吾尔、回、哈萨克、蒙古等各族群众互相关心爱护，在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许多佳话。 杨柳青人促进了商贸业、饮食服务业、交通运输业、工矿业以及农牧业等，大大丰富了边疆民众的物质生活。京货的大量涌入，也打破了俄国和英国产品独霸市场的局面；杨柳青人兴办的大量工商企业，很多在当时都属爝火微光，对抵御外来经济侵略、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生活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后裔约有数十万人，仅在伊犁就有2万多人。从先祖进疆算起，他们现在多已是第四五代甚至第六七代人。这众多的杨柳青人后裔，如今已遍布伊犁所有的县市，他们中既有大学教授、高级工程师、艺术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，也有普通的工人、农民和战士，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兢兢业业，继续为伊犁的繁荣与发展作着新的贡献。 杨柳青人在天津和伊犁之间架起了金桥，今天，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密切杨柳青和伊犁的经济文化合作，促进共同发展。杨柳青人为伊犁作出的贡献，将永远铭记在史册上。
（燕玲）
杨柳青人在伊宁创办的面粉厂和电灯公司，它们均属伊犁地区最早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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